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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新闻学子:除了记者,你还有别的机会

http://www.xiaomei.cc 2015-03-12 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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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11年春开始实习到现在,我和媒体行业结缘大概有接近四年。

    三年多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从实习到工作,我先后接触过报纸、杂志、门户网站、独立新媒体等多种多样的媒体形态,有一些个人的经验和体会可以和大家分享。

选择适合自己的工种

    我其实是学经济专业的,但是上大学期间“不务正业”,平常很喜欢在网络上写东西。当然,当时作为学生,写的文章主要发在人人网上。

    进入媒体工作,码字这种“业余爱好”就可以养活自己,所以大学毕业之后到媒体做了记者,也是顺利成章很自然的。但是在经过一段时间记者工作之后,还是会发现记者的职务写作和自己的个人写作是有很大差别的。

    我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以调查报道闻名的杂志,我在那里学到关于新闻操作的许多基本的原理和技术。原来在学校时,自以为“指点江山”“挥斥方遒”,而真正做了记者之后,讲求的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相较于发表观点,弄清事实要复杂得多,它考验的不仅是你的逻辑能力和写作能力,还需要你强大的心理素质。

    在我看来,对于记者来说,最重要的几个品质,是对周遭人、事的好奇心;锲而不舍的精神;面对挫折的达观以及一张厚脸皮。我相对而言,不太喜欢跟陌生人打交道,也很难产生对于自己并不熟悉的采访对象以及他所经历的故事的强烈的好奇心,因此做记者做得并不算好。

    2013年11月,我加入了“智谷趋势”。在智谷趋势,我以当年在人人网上就常用的笔名“元淦恭”写稿,现在知道我这个笔名的人多一些。相较于此前,我在智谷趋势比较充分地发挥了我个人的特长。

    我自认为逻辑和分析能力不错,而且我非常喜欢大量阅读资料,尤其是分析公开材料。在时政和经济领域,基于公开资料进行研究和判断,实际上是一种经年已久的技术。

    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就有许多国家通过搜集敌国的公开资料,整理成自己的文献情报,譬如日本末次研究所的情报资料(即“末次情报”)就搜集了数十种中国重要报章的材料,在数十年的十年作为日本对华政策的参考。但在国内,媒体大量采用公开资料,整合形成有价值的传媒信息的尝试,可以说是最近几年才刚刚开始。

    与传统的记者职业不同,通过整合公开资料推演信息,更多地需要个人的研究能力,以及对待繁复材料时的耐心。相较于采访突破,我在这方面更有所长。

    媒体行业的分工正在越来越细,在传统纸媒中,从事内容生产的除了编辑,主要是记者和评论员两大类,其中记者占到绝大多数。而在媒体转型的新时代,除了评论员以外,围绕数据、文本等进行分析和加工的工种会越来越多。

    对于有志于从事新闻行业的年轻人来说,将会有更多做记者之外的选择,如果性格上不是特别适合做记者,可以扬长避短选择新的工种来尝试。

参与新闻生产方式变革

    在不同的媒体环境下,媒体有着不同的操作方式,但总体来说,技术手段的变化正在深刻地影响媒体的生产。

    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信息发布的成本很高。媒体垄断着发行的渠道,无论政府也好,企业也罢,信息发布都要通过媒体的渠道。互联网使发行成本的门槛被彻底打破了,政府、企业以及任何其他机构都可以不依托于媒体自己发布信息。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央纪委的APP,它比中国可能所有的纯时政类APP的装机量还要大,在有宣传诉求的机构和受众之间,打通了直接的发布渠道。

    这实际上也是传统的媒体商业模式遇到瓶颈的原因。

    但是从内容生产领域,这实际上给传媒从业者提供了新的机会。尤其是在西方国家,许多政治性信息的透明度非常高,相当部分记者的时间精力不需要用在“挖料”上,海量的信息本身就是新闻的富矿。

    在中国,相对而言信息的公开性还不那么高,但也有相当多的信息可以作为记者分析的对象,从这些公开信息中,你分析整理出来的结论有可能就是独特的。

    2014年12月,我操作的一个选题,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当时,武汉市长唐良智调到成都市担任市长,我以我的直觉判断,这种副省级城市的市长之间的平级调动非常罕见。

    最后通过检索资料,我们发现从1994年中央确定副省级市的行政级别之后,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人事调动安排。这就折射出中国人事调动体系的很重要的新的动向,就是要更强化地方官员之间的流动。

    这样的稿子实际上操作的流程是什么样的呢?它比较近似于做研究。

    我先提出一个假设,中央对地方的人事管理体制正在调整,调整的依据就是对地方官员的调动越来越频繁。

    然后,我们可能会有实习生马上搜集资料,在最短的时间内采集到15个副省级城市从1994年以来所有书记、市长的任职和调动情况。然后就以这样的数据进行分析,如果能够证实一开始的猜想,那么这篇稿最初的立意就成立了。

    所以,智谷趋势的时政类报道形成了我们鲜明的特色。这个特色就是我们会在基本信息的基础上,做加工,加点料。

    武汉市长、成都市长都是副省级干部,而且也不算特别显赫的副省级干部(相较于省委常委尤其是省会城市的市委书记而言),一般媒体的稿件切入点,很多都是消息发布式的,最多根据相关官员的简历做一些加工,但我们会把切口做得更刁,结论下得更有深度。

    当然,我们做很多这方面的尝试,也有我们新媒体的优势。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传统媒体在许多选题的操作上会受到诸多的限制,很多想法就很难实现。

    所以这些年许多传统媒体的从业者跳出来自己创业,这种选择有其合理性。因为在相对独立的新媒体,会有更多的表达自由,这可以让撰稿人更多地尝试新的媒体生产形态。

    我相信,数据可视化、大数据等技术的普遍引入,以及媒体人对资料的深度加工的技术越来越纯熟,在这方面中国的新闻业会有一些新的机遇。

我们的竞争者在改变

    从2013年11月开始,我一直是智谷趋势微信公众号的主要运营者。在公众号运营的过程中,我也注意到微信的传播体系和过去传统媒体甚至是微博时代已有了很大的差别。

    其中一个改变,是严肃内容的生产者在发生变化。

    譬如财经类的信息,这种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个股民想要看股评,他只能是买一张证券报或者是看电视上的股评节目,也就是说股评主要是通过媒体渠道来发布的。

    后来到了博客时代,许多投资类的博客就已经兴起了,但大多数还是个人性质的。到了微信时代,大量的宏观经济、金融投资的信息都通过微信公众号来发布,有很多专业人士根本不需要看媒体信息,他们甚至更依赖于一些研究机构或者相关从业人员的微信公众号来获取一些对市场的宏观判断。

    互联网“去中介化”对媒体行业的影响是多重的。

    一方面,信息发布渠道的多元化让媒体有了更多的信息加工素材;另一方面,越来越多专业人士的介入,垂直的、细分的账号在小的领域的深耕,使得传统的以时效性见长而专业性稍嫌不足的媒体(包括新媒体)的竞争力下降。

    相较于以往,媒体对信息的深度加工,需要媒体从业者掌握更多的领域信息,从事信息深度加工的媒体人,不说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至少要成为这个领域的“入门者”。

    换言之,在新的媒体生产体系中,知识水平和判断力的重要性前所未有地体现出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拥有特定的专业背景(如科技、法学、经济学)的媒体从业者可能会有一些超出新闻系学生的优势。当然,在媒体中掌握较多的领域知识的人,其职业发展也会有更多的可能。

    媒体人转型现在是个非常热的话题,一些在特定领域深耕已久的媒体人,往往最后转型到了企业,从事和自己原先所作的报道有关的研究甚至市场工作。譬如医药记者做了券商的医药行业分析师,宏观经济记者做了研究机构的宏观分析员。

    随着媒体行业的变化,专业素养高的媒体从业者或许将同时具有两种身份,一种是媒体从业者,另一种身份则是相关领域行业共同体的一部分,在媒体内外的游走会更加游刃有余。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与其说媒体行业在衰落,不如说媒体行业和其他行业之间的界限正在被打破。

    所有的媒体从业者都必须适应这种变化,当各类机构和专业人士都能够通过自身渠道发出声音的时候,媒体从业者必须重构和这些机构人士之间的关系。想要继续靠做报道员、传声筒来维持是不行了,直面挑战的唯一方式,就是提升自身的专业素质。

    我在智谷趋势一年多的时间,最深的体会就是这一点,利用公开资料进行分析和研判,要求你每天阅读海量信息,不断地搜集各类来自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和咨询机构的信息,这样的工作强度非常高,但也只有如此你生产出来的信息产品才可能经得起大众的检验。

转载自仟言万语

【责任编辑:赵静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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